南宫28在中国传统学术中，以古物铭刻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，占有重要地位，与西方的题铭之学地位相埒。而中国独创的传拓技术，则是金石学研究文献赖以发展传播的中国式核心技术。即便在近现代西方的摄影技术传入以后，传拓技术仍有自身的优长，不能被完全取代，现今依旧是金石类文物的一种重要记录方式。

　　传拓作为一种小众技术，凝结了历代学者和从业者的巧思，并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审美范式。但凡想在传拓领域有所成就，无不需要兼具机缘、悟性与积久之功。而想要讲清楚传拓，则不仅要有良好的学术根柢，更要有着乐于传道的公心。郭玉海先生《心手相追——金石传拓艺术研究》（文物出版社ng28，2023年5月出版），正是这样一本学术专著，作者推怀以见，展现了近四十年来对于传拓技术的实践心得、研究认识与理论思考。

　　郭玉海先生是著名传拓专家马子云先生在故宫一系的传人。在故宫建院之初的1926年，马衡先生就在古物馆流传组专门设立了传拓室。抗战胜利以后的1947年，时任故宫院长的马衡先生礼聘庆云堂马子云先生入宫，专事传拓与研究。此后，马子云先生授业于纪宏章先生，纪宏章先生又传道于郭玉海先生。三位先生师徒代继，在故宫传拓已近八十年之久。

　　故宫传拓的另一传统，则是撰写技法要领，不吝金针度人。其中，马子云先生撰有《金石传拓技法》（初连载于《文物》1962年10、11期，增订后于198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）。纪宏章先生则撰有《传拓技法》一书（紫禁城出版社，1985年）。两位前贤的文章著作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相比之下，郭玉海先生秉承了这一撰述传统，同时又对传拓有着新的思考侧重。正如书名“心手相追”，郭玉海先生不仅关注技术执行之“手”，也关注艺术主导之“心”。严谨于技而进寻于道，反映了作者对于传拓一事的严肃态度与深心体察。

　　《心手相追》总共收录了十四篇文章。这些文章虽多已发表，但首次汇集一书，则可窥见郭玉海先生对于传拓的整体思考。

　　《金石传拓的历史角色与地位》是全书对于传拓历史的总括性认识。此文吸收了最新学术成果，同时参以作者近四十年的研究心得，提纲挈领，深入浅出，颇便于初学者参考。

　　艺术根植于技术，全书用了很大篇幅讲解了制拓的技术方法。其中，《精拓本碑帖拓片的工艺特征》阐述了作者对于精拓本身的认识，认为上纸、上墨对精拓有着决定性意义。《古器物纹饰传拓中的看与做》专门讲述了古器物纹饰的传拓原则、手法，并以故宫藏文物为例，分类讲述了各类器物纹饰如平雕、浅浮雕、薄意的传拓技法。《拓片制作中的用墨技巧》谈到了乌金拓、蝉翼拓等用墨问题，提出传拓用墨应达到匀净一致、色调饱和、墨如积雪等要求。《甲骨传拓规范刍议》专门谈论了甲骨这类脆弱文物的传拓办法。《传拓技艺的传承与弘扬》则廓理了传拓的一些基本法则，如严守传统、力求形似，心怀诚敬、抱朴守一，广见博闻、聚沙成塔等。上述文章，不仅可以领略故宫传拓的审美气格，也有助了解艺术形成背后的技术要领，对传拓从业者及爱好者信有启益。

　　在近年的艺术史研究中，全形拓是非常受关注的议题。对此，郭玉海先生写有两篇专论，分别是《响拓、颖拓、全形拓》与《取象与存古——晚清全形拓的两种审美视角》（分别载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4年第1期、2017年第5期，第一篇发表时题为《响拓、颖拓、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》）。据中国知网统计，截至2024年7月，学界对前一篇文章的征引已近50次。对于传拓这一小众领域而言，足见作者的学术影响力。

　　艺术史的研究要由物见人，并应放在当时历史中予以考察。郭玉海先生也多有关注古代传拓者的来源以及身份。以往的一般认识，主要将传拓者粗分为两类，即学者与民间拓工。郭玉海先生在《“名家传拓”与“传拓名家”》中，则对传拓者进行了界定与更细致的分类。正如此文篇名所见，郭玉海先生认为传拓者应分为两类，前一类为名家传拓，包括各级官吏、游幕学人、艺术家、文人学者和女性传拓者等；后一类则是传拓名家，包括碑估、馆客、名工等。这一分类可谓别开生面，颇有助理解传拓者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内部的层级脉络ng28。

　　除去宏观层面的认识之外，郭玉海先生也十分重视对于传拓技术有着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。他撰写的《“金石僧”达受》一文中，考证了清代重要金石学家释达受的生平事迹。释达受对清代全形拓的传播影响巨大，也是研究晚清金石艺术圈的关键人物。于今可谓人尽皆知，研究层出不穷。但郭先生这篇文章发表时（《中国文物报》1998年11月1日第4版），研究释达受的专文几乎未见。溯源求论，不能不钦佩作者的前沿学术眼光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布衣身份的传拓者陈克明，至今则知者甚尟，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。郭玉海先生近来撰《海盐金石家陈克明考》（《文津学志》第十四辑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20年）指出，陈克明曾与刘喜海、张廷济等人交往甚密，而其侄陈畯（粟园）继承其业，成为影响陈介祺审美意趣的重要人物。若了解簠斋传拓，可知如晚清印林盛事的《簠斋印集》钤拓，其主其事者正是陈粟园。在陈粟园殁后，陈介祺每每在书札中提及其为人与传拓，云“拓友之难备尝……若陈粟园者，贞不可复得。”“若解事而人又稳妥静细，则粟园后无其人矣。”因此，深入了解陈介祺的拓本，就不能不提到陈克明、陈粟园叔侄二人。作者对二人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，揭示了拓工与学者的相互影响，相信还会启发今后的学术研究。

　　说到古代从事传拓的女性，应提及嘉兴的李锦鸿和李墨香。民国邹安曾题跋记载：“阳湖李墨香女士锦鸿，不事女红，好钟鼎彝器文字。”民国以降，研究者便大多都认为李墨香、李锦鸿为一人。然而，郭玉海先生比对钤有二人印章的作品后，发现从未见有同一幅作品而二名并列者，由此提出李墨香和李锦鸿很可能是两人（见《“阳湖李锦鸿”与“阳湖李墨香”》，原刊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》第十一辑，2015年）。近来又见到郭玉海先生新撰《〈“阳湖李锦鸿”与“阳湖李墨香”〉补记》（《中国书法》2023年第8期），谈到桑椹先生于本书出版后惠示《江标日记》（凤凰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其中一则谓“午后同心渊出门，至干将坊观李锦鸿家所拓铜器。有锦鸿之婶墨香女史，手拓各器尤精，若两罍等器皆出渠手拓，他人莫及也。”明确李墨香是李锦鸿之婶。由此使得旧说成为不刊之论。古代女性传拓者由此得到正名，亦可谓金石学之佳话。

　　当然，历史上有更多拓工身份卑微，故大多湮没无闻。郭玉海先生也关注这些异世的同道中人，并整理了《历代金石传拓人物简表》。为今日尚可考见的拓工登名造册，实属善心功德。

　　绎读此书，还有许多收获，不能一一尽举。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，也注意到部分误字。如第11页所引唐代《石台孝经》李齐古表文“……不胜扑跃之至。谨打石台孝经本，分为上下两卷，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。”此处所引“扑”为误字，查原拓本应作“抃”。所谓抃跃，犹言手舞足蹈，以示欢欣之情。白璧之瑕，期待在今后再版时得到修正。

　　郭玉海先生属龙，今年已满六十而从故宫金石组任满退休，之后由故宫返聘继续在院内从事传拓工作。我毕业后来到故宫金石组工作，多年以来，时常向郭玉海先生请教有关传拓的学术问题，同时还获闻了许多学林前辈待人接物的掌故，深有感触。在郭玉海先生身上，仍然可以见到老一辈故宫人的坚守与追求。他待人真挚ng28、品性刚直，所以在著述上能够推怀以见，真实不虚。书如其人，正是我读完此书的感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