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业新闻
不当县长当馆长只ng28为守护大足石刻
南宫28始凿于唐的大足石刻,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。郭相颖37岁时与之结缘,即使现在84岁高龄,满头银发的他还在为其著书立说。
“转瞬几十年,我真是初心不改。”郭相颖告诉记者,他入党前在大足石刻工作十年,入党后一直在为大足石刻工作。“算得上是一事一生。”
1974年初,当了十年“教书匠”的郭相颖被组织调到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,那年他37岁。用当地人的话说,这叫“守菩萨”。
“一共两个人,一人守一座山。”郭相颖当时负责守北山上的石像,没事基本上不下山。“在山上安家,粮食和菜都是自己种。”
考验他的第一关就是缺水,早上洗脸的水,要留到晚上洗脚。尤其是天旱的时候,他要挑着桶到岩石缝中找水源,一天能接满两个桶就特别高兴。
刚开始那段时间,郭相颖早上习惯在北山石窟走一遍,巡察石像是否有损坏。除此之外,便是打扫清洁、种粮栽菜,十天半个月难见到一个人。
“那时没有旅游这个概念。”郭相颖说,蹲在山上总想干点什么,干一行爱一行,首先自己得对石刻“刨根问底”: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?背后有些什么故事?
县文管所保存的三本旧书——《简明佛学辞典》、《佛学大纲》、《大足石刻志略》,成了他打开石刻之门的钥匙。
读完这三本书,郭相颖替大足石刻感到“委屈”和“不服”,企盼着大足石刻的价值被认可和发掘。
用曾来参观的加拿大语言学家、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的话说:“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!”
1980年时,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“四有”档案,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。
“这把我们难住了,没有相机,更没有测绘仪。”郭相颖说,他偏爱绘画有点基础,决定采取原始办法——手绘。
一把1米长的木制直尺,一条已经断过的20公尺长的皮尺,白天爬上爬下一点一点地量,并按一定的比例尺换算数据画成草稿,晚上再借助油灯的光亮描图。
“后来换了一个有灯罩的油灯。”郭相颖一边说一边翻出长卷,一组组石刻造像的线稿好似连环画,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就这样一笔一画,历时3年多,他和同事终于完成了一幅23.15米的手绘长卷,包含北山石刻、宝顶山石刻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。
那时,他没想到这一幅手绘长卷胜过千言万语,在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审现场,会成为向在场专家释疑的“语言”,为申遗立下了一大功。
1984年,郭相颖身上发生两件重要的事:一是入党,二是被任命为大足县副县长。
“入党是头等大事。”郭相颖说,入党申请得到党组织批准,自己的工作决心和方向更加坚定明确,入党宣誓的时候尤其激动。
“老实说,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。”郭相颖说,当时,他分管文化、旅游、城建和宗教、侨务等工作。事实上,这样的分工有利于他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。
1987年,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,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讯息: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申遗的想法在郭相颖脑海中“萌动”。可他深知不易,当时全国只有故宫、长城以及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。
“哪怕失败了,对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都有利,不会是赔本的买卖。”郭相颖竭力上下劝说,大足上下思想基本统一,市里也同意启动申报。
在副县长任期里,他每年都要围绕大足石刻做大量工作,游客一年比一年多。1990年,郭相颖两届副县长任期已满,他向市里申请回大足石刻工作,为大足石刻申遗奋力一搏。
郭相颖当时的理由是:“找个副县长好找,但是找个像我这样热爱大足石刻的不好找。”他回归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大足石刻博物馆。
1993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推荐名单ng28,博物馆报送了相关资料,但经专家现场考察,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而被推迟。
“宝顶文物区圣迹池当时臭气熏天,垃圾乱倒,猪牛圈到处可见ng28,粪水四溢。”郭相颖说,被推迟的主要原因是脏乱差,随之开展了数年的整治和一批具有科研性质的文物保护工程。
1996年,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项目,申报工作随之进入全面高速运行时期。
1999年12月1日,在摩洛哥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,申遗现场发生了一段插曲。
当时,申报文本和播放的幻灯片,不足以展现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,加上语言理解上的差异,现场专家疑问很多。
“图像没有国界。”郭相颖说,通过看图,最终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ng28,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。
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。”郭相颖说,当时不是立马收拾桌上的文件资料,而是立刻跑到会场边的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,握着话筒的手都不停地在抖。
至此,自他1990年卸任大足副县长算起,他组织的这场大足石刻申遗,持续了将近10年。
“我要为大足石刻工作一辈子。”郭相颖说,这些年他退而不休,写了不少关于大足石刻的文章,成册出版的书就有两本。
“希望我们的后辈,接力将大足石刻保护好,一辈一辈坚持下去。”这是郭相颖的心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