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宫28东汉末年，佛教传入中国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盛行开来。这时候，皇家贵族更多是将佛教的学说当成是一种哲学思想。

　　西晋到东晋，晋室南渡，中原地区则由少数民族相继建立起一个个政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局面，让四川成了一个重要“口岸”，在佛像修造方面也开始兴盛。到唐代五代十国时期，则形成造佛的另一高峰。

　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佛教考古专家雷玉华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，明确年代记载的，最早的摩崖造像，应该是在南朝。绵阳有名的汉阙——平阳府君阙上，有多龛南朝造像，其中一尊是刻于梁大通三年的观音立像，观音身材修长，褒衣博带，观音身后，还有人持华盖经幢随行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把佛作为佛教的偶像雕刻到石头以前，巴蜀地区的民众就已经知道了佛这个形象，认为它也是天上众多神仙中的一种，将其刻塑下来。

　　在乐山有名的汉墓，麻浩崖墓中，雕刻有佛的坐像。重庆丰都还出土过一尊塑造于东汉延光四年的青铜摇钱树，其上也有一尊佛像，梳着发髻，穿着袈裟，论年代，在麻浩崖墓以前。

　　巴蜀地区，早期的佛教信众不仅在野外的石壁上开凿刻佛，佛像与山崖石壁连为一体。四川博物院馆藏有一件雕刻于公元480年的石刻佛像，当时是南齐时期，这件石刻像的“老家”在当时的茂汶县。这也是四川地区室内最早的石刻佛像。

　　南北朝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造佛的小鼎盛期。雷玉华说，在传统历史研究中，大一统的王朝是绝大多数人研究的重点，但是像南北朝、五代十国这种天下纷争的“战乱”时期，对文化交流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　　佛像的开凿，首先需要的是传播佛教的僧人，和会开凿雕像的工匠。不同于其他的雕刻装饰，佛像的雕刻和塑造是有着布道的功能和意义，它不仅提醒着信众、教徒不忘本，还是帮助教徒修行的一种方式。另外，佛教造像也有严格的规制和度量比例，工匠不能随意按想象雕刻。很多佛像雕刻的，是经书里的故事，叫作经变。

　　四川佛雕造像的发展与四川的地理位置、南北对峙的历史背景有莫大的关联。在这个长约170年的时间里，南方地区历经刘宋、南齐、南梁和南陈四朝，而北方，则历经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五朝。在这个被统称为南北朝时期内，南北政权虽各有迭代，但长期维持了对峙的局面。

　　南朝为汉族和东晋的延续。而北方的政权继承了五胡十六国，北魏的皇族是鲜卑族拓跋氏，东魏和西魏由北魏分裂而来，并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。北齐也提倡鲜卑文化，北周的皇族是鲜卑族宇文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的北朝，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。

　　在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各朝国力区别，南北分列的前线在东边就在淮河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移动，长江上游这里，四川就是前线，是边境。

　　雷玉华举了个例子，当时四川东北的梁州，现在的广元和陕西南部的汉中一带一开始早是南朝的疆土，后来又被纳入北朝版图。大约在梁武帝的时候，镇守这里的守官夏侯道渊投降北魏，四川北部就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前线。这也能从广元历史上名字的改变看出端倪。根据相关资料，南齐明帝永泰元年(公元498年)，在兴安县置东晋寿郡，北魏又改为西益州，梁改为黎州，西魏改为利州，并置利州总管府。北周沿袭未变。今天广元利州区这个利州，就是广元从梁被并入西魏以后，改的名字。

　　南朝佛教兴盛，帝王们也大多崇信佛教，大肆建庙造像，士大夫阶层中也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
　　然而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南方的汉族政权势不两立，也影响了佛教的传播路线。从西域来的官方使节僧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华夏地区，丝绸之路当时在凉的控制之下。凉这个政权亲汉，后来，北魏灭掉凉，控制了这一条路。“川西其实与黄河流域相连，叫‘河南道’，从阿坝县、黑水县、茂县再到成都。当年持有官方文书的官府使节就是通过这条道路，进行南朝与西域间的官府往来联系。”雷玉华说。

　　在北方战乱的时候，从西域来的僧人、前往西域去的僧人取道四川就是必然的选择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那些从西域而来，手持通关文书或者国书，背负经文典籍的僧人如果想前往汉人主政的南朝，基本上选择了从凉州南下，经过巴蜀，再到江东的路线。

　　南北朝在佛教造像上的差异跟二者的文化有关。雷玉华提到，在南北朝时期，佛雕造像的风格转变很明显，比如其实南北朝早期，南北朝之间的佛像造像差异并不大，佛像造型古朴,装饰简单,佛磨光肉髻,身躯健壮,肩膀浑厚。后来，四川渐渐受到南朝的审美观和佛教思想的影响，佛像也变得“瘦骨清像”，佛像纤细。再后来，南朝的佛像又有了其他的特点。

　　在唐朝，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推行佛教，促进造像，这个时期的造像比南北朝时期更盛。龙门石窟有一尊卢舍那大佛，据说那佛的面貌，就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来雕琢的，当然据说这佛像也不是走的“公款”，而是用的武则天自己的“脂粉钱”。

　　因为是官府主导，所以从工匠水平和建造规模来说，这时期的佛雕艺术都是上乘的。也正是在武则天时期，佛教逐渐深入下层百姓，当时以四川为例，乡村地区都有人信仰佛教，几乎全川境内所有县市都有造像。四川地区有名的大佛也多是在唐朝雕塑的。

　　四川最有名的乐山大佛，就是在开元年间建造的，而仁寿县境内的牛角寨大佛也是在唐朝开始修的。据说牛角寨大佛是乐山大佛的“前身”和“原型”，但从造像风格上来讲，牛角寨大佛胸以下的部分是在宋朝才完工的。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割据，四川是一方平安的土地，唐玄宗入川避难，跟着他来到四川的，还有一高僧和擅长造佛的工匠艺人。

　　到了唐朝晚期，黄巢起义，江南也不能幸免的时候，四川再度成为皇室和这些人的避难场所。僧侣和工匠带来了佛经，也带来了雕刻佛像的技艺，与中原地区相比，更多保留了唐的佛经和特色。

　　如今去安岳、大足等地看佛雕的时候，讲解人员都会提到安岳和大足的佛像开凿，与唐朝中后期工匠和僧人入蜀避难有很大的关联。

　　雷玉华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人——王建。王建是前蜀皇帝。唐朝灭亡之前，他一直使用的是唐的年号，在其他藩镇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时候，王建号称自己忠心于唐，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节度使，为唐朝政府缴纳贡赋。唐朝最后一位皇帝李拀死后，王建建立了前蜀政权。

　　由于王建的这种做法，和中原其他地方相比，四川更多保留了唐代的风格和文化，而佛雕也成为了这其中的一部分。在当时，除了四川地区的前蜀，辽和西夏也开凿了不少石窟，雕刻了不少佛像。

　　四川对唐代佛教文化的保留还流传下来这么一个故事。去年，我们曾经做过四川的雕版印刷术，当时就提到，北宋统一后不久，宋太祖派人到四川，在成都制雕版印刷了佛经全藏，运到开封，后世称其为《开宝藏》。雷玉华说，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川的雕版印刷术好，另一方面，就是因为四川地区对唐代文化保存的很好。

　　在安岳，宋代的佛雕除多了一丝清丽外，还往往雕刻有供奉人，因为唐以后，佛雕造像逐渐转入民间，成为一种民间的行为，而非官府主导。而这时期官府不主导造像，也跟佛教禅宗在四川特别发达有关系，禅宗不讲究造像。当然，官府不主导并不意味着佛教不再兴盛。

　　宋朝的佛教在某种程度上，更像是一种哲学思想，雷玉华说，当时四川的学派——蜀学派部分学者就信佛教，讲禅学。宋朝四川有名的才子苏东坡也有着相当深厚的佛学造诣。

　　宋以后，元代期间，四川地区的佛雕造像比较少。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后，清朝的乾隆年间，四川地区又恢复了修建寺庙和造像。川北的巴中，川西的大邑，川中的资阳，川南的泸东汉末年，佛教传入中国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盛行开来。这时候，皇家贵族更多是将佛教的学说当成是一种哲学思想。

　　西晋到东晋，晋室南渡，中原地区则由少数民族相继建立起一个个政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局面，让四川成了一个重要“口岸”，在佛像修造方面也开始兴盛。到唐代五代十国时期，则形成造佛的另一高峰。

　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佛教考古专家雷玉华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，明确年代记载的，最早的摩崖造像，应该是在南朝。绵阳有名的汉阙——平阳府君阙上，有多龛南朝造像，其中一尊是刻于梁大通三年的观音立像，观音身材修长，褒衣博带，观音身后，还有人持华盖经幢随行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把佛作为佛教的偶像雕刻到石头以前，巴蜀地区的民众就已经知道了佛这个形象，认为它也是天上众多神仙中的一种，将其刻塑下来。

　　在乐山有名的汉墓，麻浩崖墓中，雕刻有佛的坐像。重庆丰都还出土过一尊塑造于东汉延光四年的青铜摇钱树，其上也有一尊佛像，梳着发髻，穿着袈裟，论年代，在麻浩崖墓以前。

　　巴蜀地区，早期的佛教信众不仅在野外的石壁上开凿刻佛，佛像与山崖石壁连为一体。四川博物院馆藏有一件雕刻于公元480年的石刻佛像，当时是南齐时期，这件石刻像的“老家”在当时的茂汶县。这也是四川地区室内最早的石刻佛像。

　　南北朝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造佛的小鼎盛期。雷玉华说，在传统历史研究中，大一统的王朝是绝大多数人研究的重点，但是像南北朝、五代十国这种天下纷争的“战乱”时期，对文化交流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　　佛像的开凿，首先需要的是传播佛教的僧人，和会开凿雕像的工匠。不同于其他的雕刻装饰，佛像的雕刻和塑造是有着布道的功能和意义，它不仅提醒着信众、教徒不忘本，还是帮助教徒修行的一种方式。另外，佛教造像也有严格的规制和度量比例，工匠不能随意按想象雕刻。很多佛像雕刻的，是经书里的故事，叫作经变。

　　四川佛雕造像的发展与四川的地理位置、南北对峙的历史背景有莫大的关联。在这个长约170年的时间里，南方地区历经刘宋、南齐、南梁和南陈四朝，而北方，则历经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五朝。在这个被统称为南北朝时期内，南北政权虽各有迭代，但长期维持了对峙的局面。

　　南朝为汉族和东晋的延续。而北方的政权继承了五胡十六国，北魏的皇族是鲜卑族拓跋氏，东魏和西魏由北魏分裂而来，并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。北齐也提倡鲜卑文化，北周的皇族是鲜卑族宇文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的北朝，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。

　　在南北朝时期南宫28，由于各朝国力区别，南北分列的前线在东边就在淮河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移动，长江上游这里，四川就是前线，是边境。

　　雷玉华举了个例子，当时四川东北的梁州，现在的广元和陕西南部的汉中一带一开始早是南朝的疆土，后来又被纳入北朝版图。大约在梁武帝的时候，镇守这里的守官夏侯道渊投降北魏，四川北部就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前线。这也能从广元历史上名字的改变看出端倪。根据相关资料，南齐明帝永泰元年(公元498年)，在兴安县置东晋寿郡，北魏又改为西益州，梁改为黎州，西魏改为利州，并置利州总管府。北周沿袭未变。今天广元利州区这个利州，就是广元从梁被并入西魏以后，改的名字。

　　南朝佛教兴盛，帝王们也大多崇信佛教，大肆建庙造像，士大夫阶层中也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
　　然而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南方的汉族政权势不两立，也影响了佛教的传播路线南宫28。从西域来的官方使节僧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华夏地区，丝绸之路当时在凉的控制之下。凉这个政权亲汉，后来，北魏灭掉凉，控制了这一条路。“川西其实与黄河流域相连，叫‘河南道’，从阿坝县、黑水县、茂县再到成都。当年持有官方文书的官府使节就是通过这条道路，进行南朝与西域间的官府往来联系。”雷玉华说。

　　在北方战乱的时候，从西域来的僧人、前往西域去的僧人取道四川就是必然的选择。我们可以想象，那些从西域而来，手持通关文书或者国书，背负经文典籍的僧人如果想前往汉人主政的南朝，基本上选择了从凉州南下，经过巴蜀，再到江东的路线。

　　南北朝在佛教造像上的差异跟二者的文化有关。雷玉华提到，在南北朝时期，佛雕造像的风格转变很明显，比如其实南北朝早期，南北朝之间的佛像造像差异并不大，佛像造型古朴,装饰简单,佛磨光肉髻,身躯健壮,肩膀浑厚。后来，四川渐渐受到南朝的审美观和佛教思想的影响，佛像也变得“瘦骨清像”，佛像纤细。再后来，南朝的佛像又有了其他的特点。

　　在唐朝，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推行佛教，促进造像，这个时期的造像比南北朝时期更盛。龙门石窟有一尊卢舍那大佛，据说那佛的面貌，就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来雕琢的，当然据说这佛像也不是走的“公款”，而是用的武则天自己的“脂粉钱”。

　　因为是官府主导，所以从工匠水平和建造规模来说，这时期的佛雕艺术都是上乘的。也正是在武则天时期，佛教逐渐深入下层百姓，当时以四川为例，乡村地区都有人信仰佛教，几乎全川境内所有县市都有造像。四川地区有名的大佛也多是在唐朝雕塑的。

　　四川最有名的乐山大佛南宫28，就是在开元年间建造的，而仁寿县境内的牛角寨大佛也是在唐朝开始修的。据说牛角寨大佛是乐山大佛的“前身”和“原型”，但从造像风格上来讲，牛角寨大佛胸以下的部分是在宋朝才完工的。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割据，四川是一方平安的土地，唐玄宗入川避难，跟着他来到四川的，还有一高僧和擅长造佛的工匠艺人。

　　到了唐朝晚期，黄巢起义，江南也不能幸免的时候，四川再度成为皇室和这些人的避难场所。僧侣和工匠带来了佛经，也带来了雕刻佛像的技艺，与中原地区相比，更多保留了唐的佛经和特色。

　　如今去安岳、大足等地看佛雕的时候，讲解人员都会提到安岳和大足的佛像开凿，与唐朝中后期工匠和僧人入蜀避难有很大的关联。

　　雷玉华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人——王建。王建是前蜀皇帝。唐朝灭亡之前，他一直使用的是唐的年号，在其他藩镇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时候，王建号称自己忠心于唐，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节度使，为唐朝政府缴纳贡赋。唐朝最后一位皇帝李拀死后，王建建立了前蜀政权。

　　由于王建的这种做法，和中原其他地方相比，四川更多保留了唐代的风格和文化，而佛雕也成为了这其中的一部分。在当时，除了四川地区的前蜀，辽和西夏也开凿了不少石窟，雕刻了不少佛像。

　　四川对唐代佛教文化的保留还流传下来这么一个故事。去年，我们曾经做过四川的雕版印刷术，当时就提到，北宋统一后不久，宋太祖派人到四川，在成都制雕版印刷了佛经全藏，运到开封，后世称其为《开宝藏》。雷玉华说，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川的雕版印刷术好，另一方面，就是因为四川地区对唐代文化保存的很好。

　　在安岳，宋代的佛雕除多了一丝清丽外，还往往雕刻有供奉人，因为唐以后，佛雕造像逐渐转入民间，成为一种民间的行为，而非官府主导。而这时期官府不主导造像，也跟佛教禅宗在四川特别发达有关系，禅宗不讲究造像。当然，官府不主导并不意味着佛教不再兴盛。

　　宋朝的佛教在某种程度上，更像是一种哲学思想，雷玉华说，当时四川的学派——蜀学派部分学者就信佛教，讲禅学。宋朝四川有名的才子苏东坡也有着相当深厚的佛学造诣。

　　宋以后，元代期间，四川地区的佛雕造像比较少。一直到明朝中期以后，清朝的乾隆年间，四川地区又恢复了修建寺庙和造像。川北的巴中，川西的大邑，川中的资阳，川南的泸州、叙永等都有相对集中的开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