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宫281994年8月，在清除龙兴寺残塔的施工过程中，在残塔地宫的石室里发现了一处用砖砌成的长、宽各2.6米，内深2米的密封式正方形空间，里面散乱堆放着一批残破的佛教石刻造像。

　　龙兴寺残塔地宫内所发现的数十件佛教石刻造像，除六件刻有年代、铭文的造像碑及圆雕类的石刻外，多为圆雕的石质立像，且大多数为观音像。

　　这件刻于隋代（公元581—618年）的“背屏式双菩萨立像”的背屏顶端呈圆形，右菩萨高26.5厘米，左菩萨高25.5厘米，底端伸出一方形平座，座上雕刻有一大仰覆莲圆台，圆台上并立两尊菩萨像。

　　右边的一尊菩萨顶挽高双髻，髻前束小冠南宫28官方网站南宫28官方网站，冠侧缯带垂肩，戴圆形素面项圈，项圈上垂一串璎珞，璎珞垂及膝下，绕向右侧。上身斜挂络腋，腋带垂左胸侧，曲右腿，右手上举，左手下垂提带。帛带两道绕腿前相交。左边的一尊菩萨挽云状高髻，束冠，璎珞从左膝绕向后侧，右手下垂提瓶，左手举胸侧呈握物状。

　　背屏式造像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一种造像形式。双观音像是四川地区南北朝后期开始流行的题材，到唐代成为四川佛教摩崖造像中最流行的题材之一。这两尊观音像，长发披肩，腰腹部肌肉明显，下系长裙，裙腰呈粗绳状，身体曲线突出，显现出佛教石刻造像从南北朝时期向唐代过渡的特点。

　　南北朝后期的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，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，比如服装、饰物等方面；在色彩上，重彩浓抹，表现技法日渐成熟。南北朝及之前的菩萨形象，以端严为美；隋代的佛像，以前腹突起，站立的重心向前倾作为标准姿态；唐代的佛像，头部稍侧，扭腰屈体，形成S型，也称头、腰、臀三段屈曲式。

　　这尊圆雕观音像，通高160厘米，座高18厘米，头戴三叶高花冠，冠前饰一佛，化佛结跏趺坐，有圆形头光，施禅定印。冠两侧垂缯带，带上饰珠链，长发垂肩。戴项圈，上身挂络腋，腋带一端垂胸侧，下系长裙，裙上端外翻，裙腰呈粗绳状。肘部及双手均为出土后补塑，立于仰莲圆台上，圆台下有圆形座基。

　　圆雕观音立像的项圈上悬坠装饰有两串璎珞，璎珞相交腹前，相交处饰有宝相花，戴花形臂钏，帛带绕腹前和腿上两道，是典型的唐代菩萨造像南宫28官方网站。菩萨头后有插头光用的榫头，是四川唐代可移动菩萨造像中最常见的形式。

　　唐代佛教造像多以现实中的高僧为原型，特点就是：雄浑、丰满、温和。加上华丽的衣装、佩饰，以及飘举的帛带，更衬托出佛像优美舞姿般的造型。

　　这尊刻于唐代的圆雕菩萨立像，通高137厘米，座高23厘米。立像头挽双髻，戴三叶花冠，冠前立有一佛像，头的后面有插头光用的榫头。这尊圆雕菩萨立像为典型的唐代菩萨立像，头两侧缯带、鼻、耳垂、帛带、双手及所捧着的如意，为出土后修补的。双凤含绶为唐代较流行的图案，但大都用在金银器或丝织物上，佛教上也多用于各种雕刻的装饰部位，用于造像的璎珞中却很少见，因此，此尊圆雕菩萨立像殊为珍贵。

　　唐代的佛像在人体造型上的又一大特色就是以胖为美。其实这种“胖”，就是丰满。唐代的陶俑是这样，人物画也是如此。佛的形象已不是魏晋南北朝传承下来的飘逸的士大夫情趣，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丰硕。在造型艺术方面，佛教造像从静态转向动态，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。

　　这件扁体碑形的造像石，刻于周（武则天）圣历元年。材质为青砂石，碑体已残，高27厘米，上薄下厚，厚度为2.5厘米至14厘米。石碑的正面中部为头部全残的佛像，左手捧物，右手靠膝，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，下有一狮子承座，两侧刻有莲花和卷叶。佛的两侧有两个赤足立于莲台上的菩萨。造像石的背面刻有38字的隶书铭文，字迹秀劲工整。

　　据考古发现，在大周（武则天）纪年石刻的铭文中，就有武则天改制的12个文字中的4个。这些字当时已流行于敦煌、昆明等边远地区。在彭州龙兴寺古残塔的地宫中发现的这两件石刻上的文字，再次证明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国力十分强盛，令出即行。

　　这批发现于龙兴寺古残塔地宫中的残损石佛像，疑为唐武宗灭佛时所毁坏的。按照唐宣宗时彭州刺史陈会撰写的《彭州九陇县再建龙兴寺碑》一文中描述的“会昌五年废为闲地……钟声绝耳，楼台为薪。”故这批残破的佛像及造像石碑，应该为当时所毁，在重建龙兴塔时，将其藏入地宫之中的。

　　彭州市龙兴寺古残塔地宫内出土的石刻佛像，年代久远，可追溯到公元533年到公元737年，前后相距了205年的时间。历经梁、隋、周、唐四个朝代，这些石刻佛像的造型风格和文字都有不同的变化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为生者和逝者祈愿而造像供养。

　　这批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及圆雕佛像虽然大多已经残损，但其中也不妨有一些堪称石刻造像中的精品。为此后研究南北朝和隋、唐佛教文化的发展，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和魅力，提供了大量有力的实物佐证！